私造浮橋全家18人被判刑，該如何在法律與民眾情感間尋求平衡?

　　近日，農民日報的一則傾向性報道——《私自建橋被判刑，一罰了之不應該》，矛頭直指有關部門懲處黃某私造浮橋并致其一家18口判刑，但卻未從根本上解決群眾出行難的懶政問題，該報道一經發出便在網上引發軒然大波，熱度絲毫不遜于一代歌后李玟輕生去世引發的關注。此事之所以挑動民眾情緒，觸動大眾敏感的神經，引發輿論的持續發酵，主要基于兩點：一來是自古以來自費修橋鋪路，乃是濟危扶困，與民有便，功德無量的大善舉，在古代是可是要尊享太廟的，怎么現代文明發展到2023年就被判刑了?二是一家18口人均被判刑有量刑過重之嫌，與民眾最的樸素情感和公平公正的理念有所悖離、相去甚遠。7月8日，法學教授羅翔也為此事發聲，專門錄制視頻和撰寫公眾號文章，認為司法絕不能讓積善之家，承受余殃，否則就背離了人之常情、世之常理，反而損害了司法自身的權威。

　　

 

　　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。司法的判決和民眾的情感出現一定程度的相左。一方面就專業的角度來講這究竟是不是一起涉嫌機械執法、濫用權力的司法判決，還有待根據事實情況考究，不可妄下結論;另一方面，民眾的情感大多數一邊倒地站隊黃某，說明了民心向背，體現了最善良樸素的價值觀。

　　從法律的角度來看，不可否認的是，黃某建橋收費的行為事實上是具有違法之處的，因為根據我國大陸地區法律，修橋不僅需要報批，而且禁止非官方外的任何人收取過路費。所以黃某私自建橋收費違法毋容置疑，但是否涉嫌“尋釁滋事”這一在司法實踐中日趨濫用趨勢的口袋罪值得商榷�！缎谭ㄐ拚�案十一》對尋釁滋事的四種情形進行了列舉，其中的“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、占用公私財物，情節嚴重的”與本案的情節似乎相吻合。但“強拿硬要”、“情節嚴重”該如何進行解釋?根據黃某的說法，“浮橋的修建確實方便了附近的村民，而他在通過浮橋渡河時，也是給不給錢憑自愿，并沒有被強制收錢。”，假使黃某說法屬實，那的確解釋為“強拿硬要”就顯得過于牽強。法院判決書則認定“黃某組織排班并制定收費標準，小車5元大車10元，攔截過往車輛收取過橋費，過路費總計為52950元。該行為屬于強拿硬要他人財物，造成惡劣社會影響，破壞社會秩序，情節嚴重，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罪。”，這樣的認定是否屬實?又是否有濫用之嫌疑?黃某的律師未進行無罪辯護，我們不得而知其緣由。如果沒有濫用，那么司法判決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村民的利益。但是如果的確屬于濫用的話，那么，是否可以將黃某的行為納入村民自治亦或是最多至“非法經營”的范疇，也絕不至于入罪“尋釁滋事”。當然，是否屬于強拿硬要，有無“破壞社會秩序”，客觀上有多少人獲益，主觀上有無尋釁的動機，嚴謹來說，在沒有進行調查以及未看到全部的案件事實材料和證據之前，僅僅根據媒體報道和判決書等零碎拼湊起來的事實，斷章取義無法得出最終的結論。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是，對他的“刑事處罰”是否妥當是存疑的。按照黃某的說法，這種自發修橋收費的行為，既是群眾所想，又是自愿出費用，并不具有社會危害性。即使構成了某種程度的違法，是否可以優先消解于簡單的民事糾紛中或者考慮“行政處罰”?刑法本身就具有謙抑性，這樣“刑事責任的追究”是否合適?畢竟入罪容易，脫罪難，這次的刑事處罰雖是緩刑，但是留下了案底，“尋釁滋事罪”的標簽如不及時褪去，那么將會終身伴隨黃某一家，深深影響著黃某一家人的前途和生活，對于他們來說猶如滅頂之災。

　　

 

　　從民眾情感和人性的角度講，投資之后收回本錢乃至獲取收益符合人之常情。首先，黃某自掏腰包出資13萬建橋，付出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和時間成本，雖然至少是為了自己方便，但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使得全體村民獲益，不管是基于所謂愛出者愛返、福往者福來的傳統，村民為表謝意，主動自愿地給黃某過橋費的初心還是黃某期望收回成本的私心，都完全符合人性。事實上，像深圳市政府就賦予承建商過路費的權力，回籠建橋資金來獲取長期收費權在諸多國家就具有合法性。香港首富李嘉誠就曾經修建過一條到深圳的隧道，堅持收費30年，每次收費10-30元不等。其次，建橋的好事本應得到回報，卻被獲刑，有一種做好事不被嘉獎和鼓勵反而有壓制之嫌。若是如此，那么就使得本就稀缺的善事就猶如“彭宇”案中對于“該不該扶老人”引發嘩然和爭議。“打家劫舍金腰帶，修橋補路無尸骸”，好心沒好報，誰也不愿做第二個“黃某”。當然，需要說明的是，民眾的情感都是建立在黃某善意建橋并收費的基礎之上，若無，則會偏向于司法的判決。

　　回歸這件事情的本身，黃某只是僭越自己的本分做了一件不屬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情，“強制”收費將這一事件的本質進行了根本性的改變，整體的事件不應該關注到建不建設、拆不拆，判不判刑的問題上，面對法與情的沖突，必須基于最基本的客觀事實，若黃某處于公益之心行善，那么毫無疑問，法律就是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，冠以似是而非的罪名，實際上是代表了某些人的利益訴求，顯得足夠虛以委蛇，判處黃某的尋釁滋事罪，也就是無中生有，無稽之談了;若是強制收費，損人利己，那么法律為民眾在理智和情感之間提供一個博弈的均衡解。民意的洶涌不應挾裹著司法的判決。究竟是法律還是民眾情感在該事件中獲得絕對性優勢，相信公道也自在人心，是非曲直會隨著事態的發展愈加清晰明朗。